【杜環】他為大唐而戰，卻被命運流放到非洲（節錄）

跨國旅行對現代人來講，只是花點錢的事。但在古代，遠渡重洋後能活著回來的，都永垂不朽了。比如鄭和下西洋，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就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。
　　其實，在鄭和出發之前約七百年，就有中國人遠赴非洲了。這位不太出名的旅者叫杜環，出身於京兆杜氏。正是這趟旅行，讓他與那些大老族親一樣名垂青史。
　　不過，在這趟為期十一年的旅行中，杜環一開始就被回家的念頭折磨著，因為他是被人抓過去的。在大唐天寶十年（751）的怛羅斯之戰中，他不幸被大食人俘虜。
　　怛羅斯，是西域小邦石國（在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一帶）的一座城池，即現今哈薩克的塔拉茲市，與長安的直線距離有三千三百多公里。
　　大食，則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。
　　現今的二十多個阿拉伯國家，都遠在非洲和西亞。但當年的大食是一個遼闊統一的帝國，與大唐只隔了幾個西域國家。初唐時，大食東進，西域諸國害怕，抱住大唐的大腿。大唐也樂於收下這群小弟。
　　幾十年來，大唐多是「嘴炮」支援，而大食的進攻卻是真刀真槍，不少小弟撐不住「跪」了。唐玄宗正發愁時，機會來了，大食出現了內亂！黑衣大食正忙著推翻白衣大食，而位於唐附近的小邦石國，也政局不穩。
　　天寶十年，唐玄宗遣安西軍西征石國。杜環就在這支隊伍裡，作為「官N代」，杜家在軍界頗有人脈：叔祖父杜希望，曾任隴右節度使，是很多西北宿將的老上級。
安西軍將領高仙芝，曾遠征小勃律（在今喀什米爾吉爾吉特）、奇襲羯師（在今巴基斯坦北部），一年前又活捉了石國國王，此次西征，理應輕車熟路。對杜環而言，跟著常勝將軍「混人頭」，應該是萬無一失的。
　　高仙芝率領隊伍長途奔襲，深入敵境七百餘里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。雙方激戰五天，最終唐軍戰敗。據《舊唐書》記載，此戰唐軍只有幾千人倖存，大批唐軍被大食軍俘虜，被迫踏上西行之路。據《經行記》可知，杜環也在其中，此時，他大概是一名價值六百第納爾（阿拉伯帝國第一種用文字做錢文的硬幣）的奴隸。
　　在大食東方軍團的押解下，戰俘們從石國前往寧遠國（今烏茲別克的費爾干納地區）。在怛羅斯之役中，寧遠國人曾與唐軍並肩作戰，這自然招致了大食的報復。
　　作為昔日的大唐將士，杜環此時能做的，卻只有動動筆，述說唐人在這裡曾經的歡歌與榮耀。
　　離開寧遠後， 戰俘們穿過現今的烏茲別克，渡過阿姆河，輾轉前往大食東方（呼羅珊）總督的駐地木鹿（今土庫曼馬雷市），並滯留於此。這與百年前玄奘西行的路線有所重疊。
　　只是玄奘弘法西域的願望，此時已成泡影。大食人早已焚毀了康國（在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一帶）的佛寺。
　　杜環行經時，康國的祆祠和木鹿的佛寺尚存，但大唐的戰敗，已經為祆教和佛教在西域諸國的消亡埋下伏筆。（未完）

編後語
　　讓杜環名載史冊的怛羅斯之戰，是網路上的熱門話題。不同於被大唐輕鬆按在地上「摩擦」的古印度，地跨歐亞非的大食──阿拉伯帝國，是中國戰爭史上少有的強悍對手。
　　阿拉伯人原本是不起眼的角色。他們出身於散居阿拉伯半島大漠的遊牧部族，生活在羅馬、波斯等大帝國的陰影下，如沙塵般卑微。但西元七世紀上半葉，在新興宗教的感召下，這些沙塵竟匯聚起遮天蔽日的風暴，席捲了從西班牙到印度西部的廣闊天地，史稱「大征服」。
　　在「大征服」的風暴中，波斯帝國轟然倒塌，中亞從此暴露在阿拉伯人的刀鋒前；而與此同時，天下初定的大唐，為應對來自北方草原的威脅，也在向西域拓展勢力。
　　到高宗年間，雙方在中亞的碰撞，已不可避免。永徽二年（651），大食首次遣使赴唐；大概同一時期，唐朝開始支持波斯復國運動。唐、食雙方初接觸，即拉開對抗的序幕。
　　這場對抗拉鋸百年，並不輕鬆：唐軍將士贏得過逾越蔥嶺（帕米爾高原）、耀兵異域的榮耀，也品嚐過折戟黃沙的苦痛。天寶十年的怛羅斯之戰，為這場對峙劃上了一個並不美好的休止符：此戰之後四年，安史之亂爆發，大唐再也無力爭雄西域，將士百年浴血犧牲的成果，化為烏有。而杜環，正是這群犧牲者中的一分子。
　　相較於埋骨沙場、無聞於史冊的無數士卒，杜環無疑是幸運的。這要感謝他有力的堂叔、大唐名相杜佑。在《通典》中，杜佑這樣記載：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，天寶十載至西海，寶應初，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，著《經行記》。（杜佑《通典．邊防七》）
　　《通典》中不多的記載，以及杜氏家族的史料，足以為我們勾勒出杜環的半生。他的家族—京兆杜氏，是漢代以來著名的門閥世族，有「城南韋杜，去天尺五」之說，西晉滅吳名將杜預、唐初名相杜如晦，大詩人杜甫、杜牧，都出自這個家族。杜佑的父親、杜環的叔祖父杜希望，曾任隴右節度使，後來的名將王忠嗣、哥舒翰等，都曾是杜希望的下級。杜希望「行義每揮金」，為杜氏家族累積官場人脈，以此推之，西北軍界中應該有他的人際網絡，這也有可能是杜環從軍赴西域的緣由。
　　怛羅斯之戰爆發時，杜佑年僅十七歲。按唐制，二十一歲才可參軍，由此推斷，杜環應該比他的叔叔大一些。關於杜環西行路程的細節，學者們仍存在爭議，分歧主要集中在他離開巴格達後的路線，以及他最遠抵達了非洲何地，目前有馬利、衣索比亞等多種說法。本文參考學者宋峴《杜環遊歷大食國之路線考》一文，採納杜環抵達突尼斯附近一說。
　　《經行記》僅有關於西方各國風土人情的千餘字被輯錄在杜佑的《通典》中，其他內容已湮滅無聞，岑仲勉先生認為此乃「天壤間一恨事」。所幸，即便在這千餘字中，我們也能感受到近一千三百年前的一位士兵孤身赴異域的孤獨感。在大食的一座都會（宋峴先生考證為建設中的巴格達），杜環遇到四位同胞，並記錄了他們的姓名：綾絹機杼，金銀匠、畫匠、漢匠起作畫者，京兆人樊淑、劉泚；織絡者，河東人樂、呂禮。（杜佑《通典．邊防九》引杜環《經行記》）
　　那個通信不便的年代，在遙遠的巴格達，聽到熟悉的語言時，不知杜環的內心會湧動起怎樣的漣漪。阿拉伯史料則永遠記住了另一群中國工人：造紙匠。
　　在怛羅斯被俘的唐軍士兵，於康國建造了阿拉伯人記載中的首家造紙廠。憑藉輕便、廉價、耐用、可防篡改的特性中國紙將西方的羊皮紙和莎草紙送進了博物館，掀起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：讀寫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。當中國紙第一次出現在歐洲時，在羊皮紙上抄《聖經》的時代，已注定走向終結；而書寫載體向大眾的推廣，注定將加快歷史車輪旋轉的速度。
　　帝國爭雄的霸業，或許總會褪色；而文明與技術的力量，以及其承載的情感，則更加持久。